在新中国的开国上将中，究竟是哪位将领最早被选入政治局呢？这个问题或许许多人都不太清楚。严格来说，最先被选入政治局的是周纯全上将。早在1935年，沙窝会议上，他就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。然而，由于他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，并没有与中央红军一起北上，所以他的委员身份是否有效，是否合适，也成为一个悬而未解的疑问。 不过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1956年召开的八大会议上，很多上将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。尽管如此，当时依然没有上将被选入政治局。原因在于，上将的前面还有大将这一军衔。那时，十位老帅中，只有七位进入了政治局，而其他的大将和上将则更是无缘。直到1966年，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，才有一位上将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，他便是宋任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任穷之所以被选为候补委员，并非单纯因为他的军人身份，而更多是由于他的地方工作经验。

若仔细了解宋任穷的履历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是一个典型的政工干部。虽然在战争年代，他有过多年的地方工作经历，例如担任冀南区党委书记、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兼主任等职务，并且兼任冀南军区政委，负责党政军工作。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，更多地是充当组织工作方面的角色。从作战纵队调任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担任组织部长，再到担任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、南京市副书记等职务，宋任穷的工作轨迹一直与地方工作息息相关。解放后，他也一直担任地方的重要职务，例如担任云南省书记和西南军区第一副书记。尽管在1954年，他调任部队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，但他依然兼任中央副秘书长、中组部副部长等职务。他的经历与其他一些军队领导相比，显得尤为独特。 宋任穷虽然有着丰富的组织经验，但他在部队的工作并不长久。由于当时国家大力发展能源工业，他的上级让他在军队中物色一位合适的将领到地质部工作。宋任穷当时认为自己合适，主动提出毛遂自荐，并最终没有进入地质部，而是到新成立的二机部，负责原子能工业的工作。像他这样主动脱下军装，到地方工作的将领，实属少见。很多军人都深感对军队的深厚情感，转业时情绪难免激动，但宋任穷却勇敢地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他甚至曾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穿着军装，尽管他在1954年因工作需要而授予了军衔，也因此有机会参与了军衔的评定。如果没有这次调动，按照他之前的职务，他本应是一名地方干部。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宋任穷的工作轨迹更多是在地方，真正全职在部队的时间非常短暂。

在此后的日子里，宋任穷的工作重心仍然以地方为主。1960年，六大中央局重建，他被调到东北局担任第一书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担任西北局第一副书记期间，积累了丰富的大区工作经验。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西南局的李井泉等人，与他在同一层次的资历相当，如果他们留在军队，也许早已晋升为正兵团级上将。李井泉早在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便进入了政治局，而陶铸则在1966年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，并且排在第四的位置。宋任穷此时作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，也终于在六大中央局的职务下，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。 六大中央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，它不仅是中央储备未来领导干部的摇篮，同时也负责多个省区的大规模工作，其责任重大。如果宋任穷没有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，未必能得到这次增补。事实上，当时华北第一书记李雪峰也被选为候补委员。

然而，宋任穷当选后，很快就迎来了一场政治运动。在运动初期，他还得到了保护，但不久之后，他被迫遭受批斗和所谓的帽子加身，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履职的能力。1967年，他被安排在京西宾馆暂住，直到1969年他才被疏散到盘锦地区。1972年，宋任穷才回到北京，1977年他才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，先后在七机部和中组部担任部长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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